艺术治疗师专场：从个案干预到团体实践研讨会精彩集锦｜第二期

导语

报告结合“绩效社会”下青少年评价焦虑的现实背景与社交焦虑认知模型，提出以“被看见，但不被否定”为核心的非评价性见证立场，分享了开放工作模型、多家庭工作坊应用、小样本研究数据及AI辅助方案落地的探索。

一、问题切入：当评价焦虑从“事”蔓延到“人”

青少年评价焦虑，指在比较、反馈或公开表现情境下产生的担忧与紧张，尤其当这种担忧已开始限制个体参与和自我表达。韩炳哲提出的“绩效社会”概念，揭示了现代人不断自我优化、持续证明自身价值的时代背景。对青少年而言，这一现象与考试排名、升学评价、家庭期待、同辈比较深度交织。当外在表现与自我价值不断绑定，心理困境便从“这件事我做得够不够好”，逐步演变为“我这个人够不够好”。

二、理论解释：自我监控如何加剧焦虑

魏珺伟老师借用社交焦虑认知模型解释：若预设一旦出错就会遭到他人否定，注意力便会过度投向自身，不断觉察声音是否颤抖、表情是否僵硬、是否口误。自我监控程度越高，紧张感反而越强，甚至会将自身紧张解读为“他人已经对我产生负面评价”的证据。随之而来的是反复过度准备，或直接回避所有公开报告类场景。这些行为虽带来短期安全感，却剥夺了检验“出错就一定会被否定”这一想法是否属实的机会。

三、干预核心：创造“被看见，但不被否定”的新体验

干预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创造现实中未曾发生过的全新体验。魏珺伟老师结合长期青少年团体实践，梳理出一套开放工作模型，参考詹尼斯EPR（具身—投射—角色）理论，结合表达性艺术跨模态技术，形成可循环的工作环节：从身体经验切入，将难以言说的感受通过图像、物件、空间外化；借助角色代理、情境重构，在戏剧现实中尝试新的回应方式；再将重要意象、体验与选择迁移回归现实。非评价性见证既是工作环节，也是贯穿全程的关系立场。团体中，参与者可以表现得不完美，可以与他人存在差异，也拥有随时退出的选择权。

四、家庭工作坊：让评价压力在关系中“被看见”

魏珺伟老师指出，仅开展个体干预，评价压力回到家庭互动系统后仍会被重新激活。因此，团队将整个家庭纳入干预，让不同家庭通过相互见证获得新视角与心理资源。两日多家庭工作坊流程依次为：标签自画像——成员从报纸素材中筛选、讨论塑造自我认知的评价与标签，共同重新创作专属自画像，重构标签系统；盒中剧场——将评价压力与家庭关系位置转化为可观察、可移动的空间结构，产生心理距离，探索新的回应可能性；家庭雕塑——整合戏剧治疗与心理剧技术，深化关系探索，尝试不同回应策略。

五、研究观察：小样本探索显示改善信号

项目每批次含8场青少年团体、2场多家庭团体，累计10次干预。7月批次BFNE（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SUDS（主观痛苦单位量表）各收集6组有效数据，8月批次分别收集4组BFNE、3组SUDS。两批数据均显示后测均值低于前测，开放反馈归纳出选择性接纳、持续表达、反馈协商、去卷入或退出四类取向。合并分析中，BFNE单侧精确检验P=0.005，SUDS的P=0.039，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但样本小、无对照组，仅为值得进一步验证的改善信号。

六、AI辅助：把零散知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核查的方案

行业痛点在于，表达性艺术治疗并不缺理论、方法与活动方案，难的是把零散知识转化为可落地、可核查的干预方案。团队将领域知识、工作规则、安全边界、记录规范整理为可供AI调用的技能模块，覆盖方案准备、干预执行、复盘总结全阶段。系统优先完成情景建模与概念化映射，输出媒介选择、活动流程、观察指标，并校验活动强度，明确危机处理与转介机制。AI仅输出参考草案，最终决定权始终在专业从业者手中。未来计划封装为小程序，精准交付给有使用需求的从业者。

七、未来展望：不是无评价乌托邦，而是可留在关系中的新体验

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即将在9月启动，目前处于被试招募阶段。回到分享核心，魏珺伟老师指出：我们真正需要创造的，或许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存在评价的乌托邦，而是全新的关系体验——即便我紧张、犹豫、表现得不完美，依然可以留在关系之中，依然拥有回应与选择的空间。当孩子不必依靠“完美表现”换取留在关系当中的资格，真实的自我表达才真正得以发生。

报告以五套国际伦理框架为参照，结合上海长者团体艺术疗愈的社区实践，深入分析了知情同意书在本土社区遭遇的三层阻力，并提出将知情同意从“一次性签字”实践为“反复了解并尊重活动参与者真实感受的疗愈关系”的本土化路径。

一、伦理规范全景：五套体系的跨文化对照

报告伊始，柴天磊老师明确了艺术治疗专业伦理的核心定义。她引用道德哲学的根本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指出艺术治疗的专业伦理就是把这个问题落实到治疗师的具体行为上，探讨艺术治疗师应该如何执业。

她特别厘清了一个关键概念：本报告中的“知情同意书”，特指艺术治疗师在参与者的艺术作品、肖像、声音及影像资料被用于活动宣传或公开展览之前，就“是否同意”“同意到什么程度”与对方达成的一份独立确认。它不同于治疗关系开始时那份关于服务内容、收费、保密等事项的一般性知情同意，而是专门针对“作品是否可以被第三方看见”这一具体问题、在需要用到作品时单独再次征求的同意。

柴天磊老师系统梳理了五套伦理框架。ANZACATA（澳新亚）以5大原则、38条具体条款构建体系，知情同意分布在原则一、二中，明确区分“一般告知”与“作品的社媒使用”两个层级；新加坡ATAS将知情同意归入“文书工作”一类，要求记录于临床笔记中；美国AATA以18条原则、11份配套最佳实践文件，将知情同意拆解在四个不同条目里；英国BAAT是四协会中唯一把“知情同意”单列为独立一章（第7章）的体系，且明确要求口头与书面并行告知。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与前四套体系结构高度平行——知情同意同样独立成章，保密例外三分法、双重关系的界定方式与AATA、BAAT几乎同构。柴天磊老师指出，这种同构性说明它们共享同一个源头范式，而非各自独立生长的本土产物。“这道墙，不会因为执行者换成中国籍、本土受训的心理师而消失。”

在跨体系对照中，她提出一个核心争议：五套体系都要求知情同意，是否必须书面？她引用Bruce Moon在《Ethical Issues in Art Therapy》中的观点：公开展示涉及的风险（暴露、失控、治疗关系中的权力不对等）和治疗一开始要交代的内容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不能用同一份文件、同一次谈话解决，必须单独、在真正要用到作品时再重新确认一次。

二、案例实践：三层阻力与文化逻辑

柴天磊老师介绍，该系列工作坊将口述史与艺术疗愈相结合，让长者居民在回忆与表达中重新收获自我价值感与自我效能感，同时以艺术成果为媒介，在新老居民之间建立情感连接。活动支持方包括上海浦东碧云美术馆“BAM艺术疗愈社区实践季”项目，案例出版作品展示，2026年（第八届）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入围，“社区·小时公园”互动展示等。

然而，当她以ANZACATA注册艺术治疗师身份，坚守原则一“促进来访者最大利益”与原则三“尊重专业边界”，要求签署知情同意书时，遭遇了三层阻力。

·机构层面，居委认为书面协议的“正式性”反而成为障碍。“能参加展览是光荣的事，是件好事，大家都愿意的。”知情同意书未被感知为伦理保障，而被视为多余流程。

·?组织者层面，协助招募的志愿组织者对表格本身感到陌生、从未接触过，也有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拍照很正常，没有人问的。”

·?参与者层面，银龄参与者即便在前两层都已同意的情况下，仍在信任建立之前拒绝签字：“姑娘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哦，我就是不想签字。我们年纪大了，就怕签了字惹麻烦。”“表格是好的，但我了解你之后，我再签字。”

柴天磊老师深入分析了背后的文化逻辑。信任结构方面，信任通过持续的关系累积而非文件建立，“先熟悉、后签字”而非“先签字、后开始”——我先信任你，再展现我的“脆弱”，而说“不”可能正代表着脆弱。权力关系方面，机构—活动组织者—参与者三方权力不对等，“拒绝签字”本身也是一种有限的自主权表达。文化习惯方面，签字被感知为“惹麻烦”的风险源，而非权益保障——这是对知情同意保护性功能的一次文化翻转。

三、本土实践：从“一次性签字”到“疗愈关系”

面对阻力，柴天磊老师没有放弃伦理坚守，而是将知情同意从“一次性签字”实践为“反复了解并尊重活动参与者真实感受的疗愈关系”。

在文本适配方面，她将“知情同意书”更名为“知情书”，弱化“必须同意”的压迫感，明确告知“同不同意都可以”；将“艺术疗愈”改为“艺术共创”，避免长者因“疗愈”一词联想到自身健康问题而产生紧张。

在分层许可设计方面，她在同意与拒绝之间增加过渡选项。照片使用分为“完全同意”“需要保护（打码/模糊处理）”“完全拒绝”三档；动态影像同样设有完全同意与完全拒绝两档；署名方式允许使用真实姓名、匿名或化名，保留长者与社区、老邻居之间的情感联结。她特别强调，即使签字后，参与者依然拥有随时修改意愿或退出活动的权利。

在落地执行方面，她把表格内容拆解为口头问题：“创作结束能给你的作品拍个照吗？你愿意它出现在微信公众号的活动宣传上吗？如果有机会，你愿意送去美术馆展览吗？”同时留意非语言信号——参与者摆放作品的方式、与他人保持的身体距离、材料选择中的犹豫或坚持。对回避目光接触、未明确回应的参与者，主动单独沟通，挖掘真实想法。活动开始前，她也会与机构预先商定拍摄规则，而非活动中途叫停。

四、结论：知情同意是持续沟通，而非一次签字

报告最后，柴天磊老师总结道，在坚守ANZACATA伦理准则——尤其是原则一“促进来访者最大利益”与原则三“尊重专业边界”的前提下，知情同意应从“一次性签字”实践为“反复了解并尊重活动参与者真实感受的疗愈关系”。

她将理论概念与自身实践一一对应：知情同意作为持续过程，呼应Moon（2015）的立场，把表格内容转化为口头提问，活动结束后再次确认；分层许可作为反思性实践对话，区分“拍照记录”与“未来用于宣传/学术分享”两层同意；躯体与非言语层面的同意，观察参与者摆放作品的方式、身体距离等非言语边界信号；“再感受感受”作为边界协商而非事中干预，活动前与机构预先商定拍摄规则，而非活动中叫停。

“知情同意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除了签一个字以外，还有我们平时持续的沟通和对他们这个人本身真正的尊重和看见在里面。”柴天磊老师在报告结尾分享道，“你的心里感到安全和你自己的舒适度，这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报告立足阿德勒心理学理论框架，结合家庭暴力创伤儿童完整临床个案，系统展示阿德勒取向儿童艺术治疗的评估工具、干预技术与临床反思，为创伤儿童艺术治疗临床实践提供可借鉴的实操范式。本场分享由刘嘉老师担任现场翻译。

二、个案背景：家庭暴力创伤下的中间位儿童

Lacey蕾希分享了化名Zoe的来访个案。Zoe为9岁加拿大第二代移民，在家庭中排行居中，是家庭暴力幸存者，遭受过身体与情感虐待。父亲离开家庭之后，孩子长期陷入悲伤、回避状态。

一方面她极度渴求安慰、爱与安全感，存在明显低自尊与不安全依恋；另一方面来访拥有突出的内在资源：富有创造力、精力充沛，具备很好的艺术表达能力，为艺术治疗开展打下基础。

三、艺术化评估：借由绘画看见未言说的家庭创伤

治疗采用社会心理访谈叠加多项绘画评估的组合模式，评估工具包含房树人绘画、自由绘画，以及极具阿德勒特色的“把家人画成动物”绘画任务。

（一）“把家人画成动物”能够制造安全心理距离，儿童可以借助动物象征，投射口头难以直接讲出的家庭感受与冲突。

（二）在Zoe的绘画叙事当中，父母被描绘成老虎，自己是弱小的小猫。她以幽默戏谑的语言描述父亲对应的老虎形象，幽默成为她应对家庭暴力创伤的防御方式，叙事中她将自己定位为逃离者，认为其他家庭成员比自己更加重要。

（三）基于全部评估材料，完成阿德勒经典生活风格四句式总结，清晰呈现孩子的内在信念系统：

1.?我是……：我是一个怪物，愤怒又奇怪，像我爸爸。

2. 他人是……：他人更重要，不可预测，会抛弃我，回避困难的对话和情绪。

3.?世界是……：世界是不安全的。

4.?因此我必须……：因此我必须回避他人，不自由表达自己，跑开，照顾自己的需求。

四、临床干预：26周艺术工作，橙龙成为内在力量载体?

个案完整治疗周期为26周，每周50分钟会谈。治疗核心目标是建立安全信任的治疗同盟，提升来访的联结感与胜任感，修复归属感，增进心理福祉。整个干预过程动物主题贯穿始终，融合协作式艺术创作、感官调节、仪式化设置等多种技术。

（一）橙龙：属于孩子的力量象征

Zoe主动教治疗师绘制自己最喜欢的橙色的龙。“来访者教会治疗师”这一互动，极大赋能孩子，提升自信心与胜任感。橙龙逐步演化为来访内在优势的象征，代表坚韧、富有创造力、温暖而充满力量。

会谈结束时，Zoe可以带走打印的橙龙图片作为过渡性客体，把治疗室内获得的心理资源延伸到现实生活。所有原创绘画统一收纳于专属文件夹，定期共同回看作品，直观看见自身心理变化。

（二）多元调节性艺术活动

开展协作搭建小动物房屋、重复性花朵绘画，实现治疗师与来访共同调节情绪；制作手绘解压收纳盒存放个人小物件，提供感官调节工具；将会谈开场、收尾的瑜伽、折纸作为稳定仪式，构建可预期、安全的治疗节奏。

五、临床反思：创伤工作中治疗师的自我照料

Lacey蕾希重点强调和创伤儿童工作的伦理与治疗师自我关怀议题。面对家庭暴力创伤来访，治疗师极易发生反移情，出现过度共情、原型角色代入、边界模糊等问题。

对此，她提出可行应对路径：可以使用反思性艺术创作完成会谈之后的情绪加工，同时依靠专业督导、个人体验获得支持。在个案结束阶段，她会写给来访者专属手写信件，肯定来访者身上独有的优势，祝福孩子持续表达自身情绪与内在需要。